浙江省有个遂昌县，遂昌县有个金矿叫遂昌金矿。

遂昌位于浙江省西南部，总面积2539平方公里。东接武义、松阳；南接龙泉，西临福建；北毗衢州、金华。境内多山地，少平丘，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虽则如此，却是“地少田畜，而丰于材”，各种资源异常丰富。

单就黄金来说，遂昌的开采历史至少可追溯到1000年前的宋代。《宋史地理志》载：“遂昌有永丰银场”。《宋会要辑稿》说：“北宋元丰年间，处州遂昌产银。”这种银场炉冶一直延续到明朝。史书中对当时的采金状况进行了描述：“万历中，开采黄岩坑。先用辇水役徒数百人，增车至一百三十五辆，动糜币千余，迨涸，烹沙不足以偿工食、炽炭之费”。意思是说，万历时曾用135辆车、数百人在黄岩坑水中采金，动不动就花几千币，结果采的金还不够吃饭、烧炭的费用。可见当时的生产力之低下。这里用“炽炭”一词，不是说矿工们烧火做饭，而是说当时是用“烧爆法”工艺采矿。近年遂昌金矿曾对矿区内的黄岩洞古坑道遗址进行了考证，证明当时是用烧爆法采矿，木制龙骨水车排水，自然通风，木头支护，人力或杠杆运输和提升，石磨破碎，吹灰法“练银”。其采空区约8万立方米，折合35万吨矿石，如按10克/吨品位推算，已采金2——4吨，银30——40吨。矿上人说，这里就是《宋史》所称的“永丰银场”采矿处。除此还有梭溪坑古矿址，史书记载：“岭崖峻绝，人迹罕至，矿脉微细，盗采者一朝无十文之利，徒罹法网，卒以散止。”即便山高路远，品位很低的民采坑口也有人管理，“徒罹法网”。 看来，当时的管理很缜密。如果有时间，真应该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的黄金矿山的管理制度。

让您万万想不到的是，遂昌采金的历史会与汤显祖——就是被后人引誉为“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汤显祖挂上钩。 以前孤陋寡闻，只知他是江西临川人，到了遂昌才知道，汤显祖竟在这里当了五年县令。汤显祖在遂昌期间，正赶上万历皇帝大征金银矿税，派太监曹金前来监督开矿。见老百姓苦不堪言，汤县长写了这样一首《感事》诗：“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

汤显祖天资聪明，21岁中举，天生耿介，不附权贵。首相张居正想聘他为两个儿子“壮门面”，而汤显祖在这类某些人求之不得的“好事”面前楞“不识抬举”，直到张居正死了两年后，他34岁时才中进士。以后干过一些太常博士之类的闲官。万历19年，他目睹当时的官僚腐败而奋然上《论辅臣科臣疏》抨击时政，得罪了皇帝小人而被贬到广东徐闻做“典史”，之后调到遂昌当县令，在“县处级”岗位上达到了他仕宦的顶峰。古代的文化人当官总能弄出点花样来，还能流芳百世，不挨骂。汤显祖虽没象苏东坡、白居易那样在杭州西湖砌了堤坝让后人流连，却也是做了不少善事让后人留恋。他离开遂昌10年之后，遂昌的老百姓念其德政为其立“生祠”纪念。为活人立祠的事不多见，可见老汤深得人心。人虽走，茶还热，老百姓重的是情意。不象前面提到的张居正，不可一世，自己吃补药燥热的冬天戴不住狗皮帽子，也不许别人戴，冻的满朝文武大臣耳生冻疮，直流黄水。人缺德到这份儿上，死后不遭刨坟才怪！今天的遂昌，依然留有清康熙年间修建的“遗爱祠”，供人们缅怀这位汤“县长”。史料记载，汤显祖在遂昌5年，清正爱民，政绩卓著。他的“政绩”可不是为了达到“升迁”等个人目的而“作秀”，而全是为了群众利益。你看：他创建相圃书院和尊经阁，以兴文教；逮决剧盗，以安社会；组织猎队，灭除虎害，以安人畜；劝农勤耕，灾歉缓税，以兴农业……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些“小事”做好了，怎能不“得哥们儿”！要说汤显祖最精彩的政绩是体现在他的法制思想上，以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管理感化狱犯，实行了“除夕遣囚”、“纵囚观灯”等举措，也就是大年三十放囚犯回家、正月十五让囚犯外出观灯。这种治狱方法在中国这个以“刖（断足）、宫（男去势，女幽闭）、鲸（额、颊刺墨字）、刵（割鼻）、枭首、腰斩、凌迟”等以残害人的身体各个部位为能事的以“酷刑”习常的国度里绝无仅有。不仅如此，史书还说他任内未取一文赎金、未监一个妇人、未杖死一名囚徒。他死了近380年了，要搁现在，该树个典型，介绍经验了。

汤显祖干工作不少，但举重若轻，并不费劲。任上，他抽空写了175首诗、18篇辞赋。我就是在临川见到一本《汤显祖遂昌诗文全编》才知道他在遂昌呆过，要不怎么说孤陋寡闻呢。翻了一下，有这样一首“迎春”诗：“琴歌积雪讼庭闲，五见春阳凤历班。岁入火鸡催种蚤，插花鞭起睡牛山”。这滋润劲儿，比陶渊明在桃花源还熨贴。汤显祖写了四本大戏：《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和《南柯记》，合称《玉茗堂四梦》。而前两“梦”就写于遂昌。“玉茗”，是一种白色山茶花，不知是不是长在遂昌？可以说，遂昌的山水养育了《紫钗记》和《牡丹亭》，养育了汤显祖这位世界公认的“东方的莎士比亚”。

遂昌钟灵毓秀，历史上还出了不少有作为的文人，如：王安石的学生，著有《易解义》、《春秋解》文集的宋兵、工二部侍郎龚原；掌理宋徽宗御制文集、主管国子监教学的吏部侍郎周绾；灾年为百姓减田赋八成、救灾民50万人、最早提出防金侵袭的宋吏部郎张贵谟；著有59卷《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人称“尹遂昌”的尹起莘；参与纂修《永乐大典》的俞得济；以及刚直不屈、多次进谏扳倒大宦官刘瑾、使刘被剐3700多刀的明刑部尚书苏民，等等。浙江的文化底蕴深厚，我想，浙江近些年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是不是与其文化发达有关呢。

“童子念经深竹里，猕猴拾虱夕阳中”。今年是甲申猴年，我读诗不多，但我想，能把、敢把“猴儿拿虱子”写进诗词的这是绝无仅有的。话说遂昌最应说的还有写此诗的、列入“古今100位高僧”的五代年间的名僧——贯休。遂昌县城北15里有个地方叫唐山，唐山有个寺院叫翠峰院，贯休就在这里绘画了对中国罗汉画、文人佛教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十六罗汉图”。此图曾被宋太宗收入宫中，后流失到日本。中国唐末的五代十国虽然只有短短58年，但却是个“小分裂时代”，诸侯频更的社会局面促使了佛教的发展。“笑口常开”的“弥勒佛”的原型就是当时浙江的契此和尚。五代还有一位高僧文偃，是韶州云门宗之祖，人称“云门”。有一天下属僧人问他：“什么是佛？”云门高僧答：“干屎撅。”梁实秋解释说，这里所谓的干屎撅，不是大粪，而是古人如厕后拭粪之工具，又名“厕筹”。南唐李后主为敬僧，还为和尚们削过“厕筹”。庄子释“道”时说：“道在屎尿”；云门释“佛”更做此“不雅”之解。这些在“道”、“佛”领域堪称“院士”的“专家”何以口出如此秽言？是对“道”、“佛”不敬？想必不是。还要靠它吃饭，哪能砸自己的饭碗。我想，任何一种理论，都把在群众中发扬光大视为目标。而其“光大”过程，则需要“草木之民”首先不排他；进而理解他；最终接受他。云门用最市井的俚语把最高深的佛教理论与最低下的器物相比，是在为佛学理论寻找、开拓市场,是在“让哲学从哲学家的殿堂走出来”。用心良苦。

理论需要市场。云门也好，庄子也好，他们所做的粗鄙的比喻只能说在竭力推销理论，还不算占有市场。要真正占有市场，就必须是为人民群众普遍接受，来上个“味道不错，还实惠”。因此，理论必须科学、严谨，让人信服。刚刚纪念完毛主席诞辰110周年，毛主席的著作堪称科学严谨的典范。看杨绛的《我们仨》，其中说到毛主席原版的《论持久战》中写了“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钱钟书先生说应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之后再版就改了。何等严谨！理论的市场永远不会饱和，占有市场的基础是让人们口服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