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有个沅陵县，沅陵县有个湘西金矿。

沅陵县位于湘西地区，历为“湘西门户”，其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过渡地带，境内山峦重叠，溪河纵横，素有“天然林国”之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势力越长江南下，其战略地位日渐突出，秦灭六国后，在此设黔中郡，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年）置沅陵县，以“因冈傍阿”、“临沅对酉”而得名。“阿”，乃大陵，指沅陵的武陵山和雪峰山；沅、酉则是指流经县境的沅江、酉水。汉初置县，沅陵的地盘可大，除了现在的县域，还包括今天的泸溪、吉首、大庸、辰溪、桃源等地。

沅陵是多民族地区，主要为苗、土家、瑶族，到清代视为苗地，划入了“苗疆御览图”。湘西金矿党办主任刘岸屏是湖南作协会员，承蒙他给我找到一本《沅陵县志》，《县志》上说，沅陵苗族人居多，但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使众多的苗族、土家族等居民登记为汉族。起初知道沅陵是从一本民俗学著作中对苗族人的习俗记述了解到的。那是挺早以前的事，其他都忘了，只记得当地有女人生孩子后，照样劳作，而男人则卧床受人服侍，被称作“产翁”的事；还有就是对于以前沅陵人每年进行的端午龙舟竞渡的解释：不仅仅为纪念屈原，最重要的是“云以驱疫”，有“厌胜”的意味。这当然是老年间的事了。不过始终觉得沅陵是蛮荒之地，文化积淀不深，看《中国通史》，才知道沅陵文化也源远流长，书中说，黄、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史重人事，长于事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黄、炎族与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华族，巫、史两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也互相斗争。书中还特别提到了沅陵县当时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说这种文化并存和文化交流，产生了二者相融的楚文化，也促进了各族在同一文化中的大体融合。书中说，战国七雄中秦、楚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究竟有多大不知道，学者们咋说咋是。我是学中文的，倒知道史学界说“楚辞”是巫官文化的最高表现，其想象力之丰富，为史官文化的“诗”三百篇所不能及。而且到了西汉，“楚辞”便成为了全国性的文学，辞赋文学也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多彩灿烂的一笔。

而最能直接表现沅陵文化渊源的除了明代大学问家王阳明执掌过教鞭的龙兴讲寺和虎溪书院外，就是“二酉洞”了。有句古语，叫做“学富五车，书接二酉”，是说一个人学问特大。而这里说的“二酉”，就在沅陵。“二酉”是酉水、酉溪的合称，水边的悬崖绝壁上有一山洞，名“二酉洞”，洞高2米，宽12米，洞口有清光绪年所写“古藏书洞”四个大字。相传是秦时两书生为避焚书之乱，负简至此而藏。秦亡汉兴，书简复出。应该说，沅陵是中华文化地再生地，若没有这“二酉洞”，今人不知要少几多的文化享受。（当然，刘邦进咸阳后，萧和也保存了不少图书。）

据说秦始皇是工作狂，他给自己规定一天要看奏章（竹简）120斤，不看完不休息。《史记》说：始皇刚戾自用，事大小皆决于上，以衡石量书，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衡，称杆；石，称砣；看文件用斤约。秦时一斤相当于现在的半市斤。60斤能容纳多少字？按一般读书速度每天10万字算，也就在10万字左右吧。那么，两书生长途跋涉，能背多少斤竹简到沅陵呢？也就是说，“二酉洞”能藏下多少部书呢？哪些书又是“二酉洞”留存下的呢？提这些问题自然是抬杠。但挥之不去的却是秦始皇焚书给文化传承带来的灾难。战国以前是各种学术思想百家争鸣，很少有对文化的围剿，那时也有“王”，但其权力有限。秦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一建立，一有了皇帝这种“土特产”，也就有了对文化思潮的“叫板”，一直到清末，300多个皇帝，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外寇入侵、农民造反、肘腋之争，，什么都好拾掇，唯独这文化渗透，才从根儿上摇晃着自己皇权的根基。皇帝们一个个自称“孤”、“寡”，表面上因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表示自己贵不弃贱，高不弃下。其实呢，他们前赴后继制造的文字狱，接着茬儿的焚书、禁书、删书、改书，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很有一笔的。不过，焚书坑儒并没是秦王朝永世万年，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它的灭亡。曾为赢政当谋士的开封人尉僚评价秦皇时说：“（他）内怀虎狼之心，残忍少恩……若得志，天下皆为鱼肉。”前几天看《天下无贼》，不由得想起了一则古人关于“贼”的论述，明末思想家唐甄写了一本《潜书》，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既然有“成王败寇”一说，那么就表明“王”与“寇”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我若是电影导演，一定排一部帝王戏——一部名叫《天下有贼》的帝王戏。先后到沅陵几次，基本上都在初冬，有一次还赶上下雪。站在“二酉洞”旁，不禁想到了金圣叹说的“人生十大快事”之一——大雪封门读禁书。当初“二酉洞”的书算是“禁书”，而今又有谁读呢？到现在的书店看看，皇帝后妃、宫女太监、春楼柳巷、强盗土匪类的书摆满书架，占卜算卦、行骗发财、诲淫壮阳的垃圾书籍也堂而煌之地占有一席。古沅陵人保存维护了高尚的文化，它能传承下去么？

秦始皇焚书是李斯出的招，这个人特坏。他的信条是“耻辱莫大于卑贱，悲哀莫过于贫困”，他忌贤妒能，设计杀了同学韩非，又活埋了几十个儒生。最后遭了报应，公元前208年，秦二世腰斩李斯于咸阳，夷三族。李斯这才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临死前对儿子说：“我和你一起牵着咱们家的大黄狗，一起出（河南）上蔡东门逮野兔儿，这种事情还能有吗！”当了一辈子的“狗”，临了儿临了儿才知道还不如家里的大黄狗，这怎么话儿说的。老舍先生有本书，名叫《我这一辈子》，借一位旧社会老警察的身世来说明人的一生有多不容易。其实细想想，狗这一辈子容易吗？不咬人不行，咬错了人不行，咬的太狠给主人惹祸还不行；不管你多会领会主人心思，多会向主人献媚，也始终离不了一碗残羹、一根骨头，有时还要被踢几脚，被打几棍，被骂上几声“狗日的”。在主人眼里，狗就是狗，“狡兔死，走狗烹”，一旦咬人的使命终结，大多离不了被剥皮吃肉。金华火腿之所以香，就因为腌缸里有只狗腿。成了佐料。狗也有因嫌骨头上肉少而咬主人的，那是疯狗，需要痛打，这是鲁迅说的。

话说岔了，再拉回来。沅陵地当西南孔道，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且地处苗疆，又为历代统治者镇压少数民族的前哨。古《沅陵县志》说：“楚之咽喉在辰，而天下积储在楚；故辰安则楚安，楚安则天下安。”正因如此，陈后主、隋文帝、宋太祖以及朱元璋、吴三桂等都对沅陵格外“关照”，特别应提到的沅陵历史上的军事要事是东汉建武25年（公元49年），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统兵4万征剿沅陵，在这次征剿中，马援被阻于沅水的青龙滩数月，望江兴叹，一筹莫展，因时值酷热，温疫流行，士卒疫死大半，马援也一命归天。马援是东汉初年的人，关于他的典故有不少，如：马革裹尸、画虎类犬、薏苡明珠、聚米为山……等等。称其为“伏波将军”可能因他征伐过广东、广西、海南。马援是陕西兴平人，《后汉书.马援传》对他的描述很有好感，还特别记下了马援的这样一段话：“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乡里称善人斯可矣。”下泽车，即短毂车，车毂短车颠簸；款段马，即行走缓慢的马，可能是老马或病马。用现在话来说，不用什么“大奔”、“宝马”，有辆普通“桑塔纳”就行了。可见马援为人低调。关于马援讨伐沅陵的原委，史书中这样记载：“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之，不克。马援请行，帝悯其老，未许，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 遂遣援率四万人征五溪。”这时的马援，已经62岁，虽留下“老当益壮”的佳话，却也在逞强中丢了命。按理说，一个62岁的老头儿为你刘家天下牺牲了，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吧。可不，刘秀竟因“松宿怀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松，指梁松，刘秀长公主的驸马爷。一次马援有病，梁松来看，马援自认为与其父梁统是故交，有些爱搭不理，从此得罪了梁松。梁松身份变了，也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小人。在去沅陵监军途中，给老岳父汇报，诬告马援从南方征伐回京带回一车明珠。其实马援带回的是一车做种子的薏苡（俗称“药玉米”）。这点事，调查一下不就明了，可是不，一下就贬到底。家里人申辩，“帝益怒”，甚至不让“丧还旧茔”。老百姓之间讲感情，互相帮助；帝王讲的是权术，驭人之道，说白了，就是为我所用。“学有综旨”是封建士大夫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说，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而其结果呢？

也有明白人，象陶渊明，早早脱离官场，不陪他玩儿了。陶渊明的桃花源也在沅陵（现划归到桃源县）。但决看不到《桃花源记》当中所说的“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看上去，也就是一般的山区风景。起初也怀疑其是不是正宗的“桃花源”？后来看了一本清人麟庆写的《鸿雪因缘图记》，记有康熙年间尚存有刘禹锡的“桃源佳致”碑。刘禹锡生活在唐代，距陶渊明的晋代不太远，所以此处为正宗“桃花源”无疑。但不知是不是他唱“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田园牧歌的隐居之地。麟庆也觉得沅陵的桃花源与文章描写对不上号，但他说：“笑我劳劳甚，韶华逝若流……仙源随处是，不必此间求。”人间何处不桃源，倒也实话。 

中国古时出“隐士”。为什么会有这种特殊而持久现象？我想，可能是文化人与当权者玩儿不到一块儿，就“不喘那份气”了，就“隐”了。不过，隐士也有真隐、假隐，陶渊明、袁宏道是真隐。老陶之“隐”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老袁是明代文学家，他之“隐”是因为在吴县县令的官场上“备极丑态，遇上官则奴，侯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苦哉，毒哉。”这也就是孔子讲的“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了，所以要“隐”。而有些“隐”就是假隐。据说唐时有些文人也讲究“隐”，但又“隐”的不太远，只在离长安城不远的终南山隐居，以随时听皇上的口风，颠儿颠儿地去应召。这“隐”是为了“进”，是变相要官。好几千年过去了，要官之潮继续涌动，只是就连“隐”一下的含蓄都没了，基本上“赤裸裸”。

站在桃花源这“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液汁的地方”，我不禁想，老陶这些古时高洁之士倘若面对当今物欲横流、浮躁喧豗的纷纭世界，他们会有什么想法？他们还会退隐吗？他们到哪找“不知秦汉”之壤？他们能做到“心远地自偏”吗？他们还会开顽启蒙，指示导引吗？他们又将如何施以教化呢？今人向古人提这些社会道德规范问题，我不知是进步还是倒退。分析一下，陶令们虽然“隐“了，但他们与皇权也还是藕断丝不断，若离又若即。想起了古时“鼓腹击壤”的故事，说的是舜外出视察，走到山西临汾这个地方，见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汉吃饱喝足（鼓腹）后，正趴在地上玩“击壤”的游戏。如此安居乐业的景象让舜大为感慨，手下人不忘及时拍马屁，说：这都是舜帝您的德治好呀！老汉听到则说：“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与‘帝德’有什么相干？”用大实话给舜来了个大“窝脖儿”。陶源明要能如是，那才叫对皇权的真正挑战。这是苛求了。

沅陵还有几件事必须要说：其一，采金历史悠久。史料记载，自唐代贞观年间开始，沅陵就有了民间淘金。开元初开始官办采金场。之后，矿产品“辰砂”被列为朝廷贡品，每年交贡4斤。之后，元、明、清历代延续，直到今天。其二，凤凰寺。位于沅水南岸凤凰山，始建于明万历年间。需要说的是，这是张学良先生第二处被囚禁之所。民国27年，张先生从浙江雪窦寺转移到此，只能无奈地于青灯古卷前寄托无限的爱国情思。站在张先生住过的吊脚楼，望着滔滔不绝的沅江水，谁都会感慨：逝者如斯夫！第三，关于“天然林国”。前面说了，沅陵素有“天然林国”之称，而且多少年来是“松树靠飞子，杉树靠蔸子，竹子靠鞭子”，也就是说，不要人工造林，各种乔、灌木树种多达1175种，树龄500——1000年左右的古木较多。以前看《湘西剿匪记》，感觉湘西就是处于原始森林，可走进沅陵一看，最大的树也不过碗口粗。整个湘西地区也基本这样。当地人告诉说，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和1980年后的包山到户、木材市场开放这两个时期，使森林面积锐减，就造成了今天这种情况，不过，现在的人工造林抓得可紧。一位诗人这样说：任何一棵树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事情才刚刚过去三、五十年，我们就不得不“铆劲”地修补农业文明时代留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图。还有什么要修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