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有个栾川县。栾川县在河南西部山区，古时因其境内蔓渠山鸾鸟群栖，故名鸾山。所出伊水名鸾水，故名鸾川。宋代以前写做“鸾川”，元人脱脱修《宋史》写做“栾川”，沿袭至今。“鸾”为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而“栾”是落叶乔木，意境相去甚远。没想到脱脱这样的大学问家竟在鸾川“闪了一下腰”。估计还是对中原文化领悟不深。

古人对中原文化的赞许辞之一是“伊洛渊源”，分别指伊水、洛河两大水系。而伊水的发源地就在栾川。当地人说，他们站在伊水源头闷顿岭撒泡尿就能滋润长江、黄河。怎么讲？原来，伊水发源后分为两个支流，一条水系沿伏牛山北麓东流，经嵩县、伊川，至偃师汇洛水，而后入黄河；另一条水系则逆向西流，过卢氏、西峡，注汉水入长江。山多水密，奇峰、异洞、山泉、瀑布、峡谷、渊潭，“一日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无名花欲笑，有字鸟能言”，这就是栾川！

学字儿时开选修课，由于好奇，选了《历代官制》，于是知道了中国的第一位“相”叫伊尹，“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没想到这夏商时代的“有莘之野”就是栾川。伊尹姓名没有确论，因他生于伊水之上，官名为“尹”，故史称伊尹。他辅汤伐桀，建立商朝，商汤封他为“阿衡”（相）。司马迁《史记.殷本记》说：“伊尹名阿衡，阿横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意思是说伊尹因为有学问想参与商汤的政事，但没机会，恰巧汤要娶有莘氏女为婚，伊尹就做为陪嫁品跟有莘氏女做饭，靠烹饪手艺和汤接近，并以饭菜的滋味阐述治国王道。看来，伊尹是个厨师，由做饭的大师付当上“相”，肯定有真本事，也说明商汤时野无遗贤，能发现人才，会使用干部。饭菜味与治理国家的关系是高深的哲学问题，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讲的是做饭与治国的关系；孔子说：“色恶、失饪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讲的是做饭与礼数的关系，这些理论八成来源于伊尹。可惜伊尹的论述没有流传下来。司马迁明明白白的说伊尹“以滋味说汤”，可伊尹的饭是川味？鲁味？河南饭的味道我了解，浆面条、糊辣汤……各有特色。这些菜味与国是有什么内在联系呢？当然，能用身边的琐碎生活小事阐明治国之道说明伊尹是思想工作的高手，是哲学家。但不知怎么回事，商汤老不开窍，《韩非子》说：“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而不受”。最智慧的伊尹说最圣明的商汤，一直到六、七十岁还不听伊尹的意见，这是什么问题？恐怕是转变观念的问题，转变观念是挺费劲的。史载伊尹贤而有德，兴利除弊，是治国良臣。商朝建立，他共辅佐了四王。史家将伊尹与周朝贤相吕尚并称“伊吕”，尊为“元圣”。

我和灵宝的老记者常治国一起去的栾川，说伊尹是中国第一“相”他不同意，他说第一“相”应是他们灵宝的关龙逄，就是夏朝直谏夏桀暴虐荒淫遭炮烙之刑的死谏开先第一人。回来查了一下，关龙逄是“大夫”。（需要多说一句，伊尹是“相”，而非“宰相”。古时“宰”与“相”本为二职，“宰”为主膳馐之官，主持国家祭祀典礼；“相”为朝聘宴享时辅导行礼官。因二者职位重要，逐步“参政议政”，春秋后才有了丞相、相国、宰相之称）。从栾川回来后，老同学团聚时我提出伊尹“烹调与国家大事之关系”供大家探讨，一友不假思索地说，这还不简单，夏桀腐化堕落，生活奢糜，酒池肉林，大吃大喝，伊尹劝商汤要汲取教训，廉洁奉公，勤俭建国，狠刹吃喝风。商汤一直不听，直到70岁了，吃不动了，才开始“整景儿”。这话也许有道理。但也不尽然，伊尹的原话是说：“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这就是站在了一个非寻常的位置，说出了一个人怎样统治国家的“味道”。

栾川黄金生产历史较长，至少可追溯到明代中期。本人曾在本报发表过《明代金银矿税之弊》的文章，讲到明万历年间太监们作为矿监税吏四出收取矿税引起民变的历史。由于资料欠祥，文中只说到太监们在南方一些地方的劣行。看了《栾川县志》，才知道当年此地矿税问题也闹得“如火如荼”。史料记载，明万历24年（1596年），栾川各矿均被大珰（太监）据占，禁止民间采冶，终莫能禁，官兵屡次镇压，或封闭洞口，将采矿者集体窒息洞中，或捕杀枭首示众，被杀者往往数十数百，时有惨剧，“终成大患”。这个“大患”自然是“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了。

地灵人傑，栾川代有英贤。其最值得一书的是个小人物齐鲁。齐鲁是潭头乡人，那里有个潭头金矿。矿长王长春是个帅小伙儿。他说，潭头金矿已经搞了多品种开发，形成了新的产业集团。话说齐鲁是明洪武四年的进士授监察御史，历任山西、福建道员等职。齐鲁生性鲠介，刚直不阿，不畏权贵，诤言敢谏，终于因面谏皇帝，廷诤不屈，而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朱皇帝现出小人相，以掌击齐鲁面颊，打落了两颗牙齿，齐鲁捡起说：“臣此二齿，当送史馆”，朱元璋怒视不语，将齐鲁系狱，卒于狱中。这就是明史中“齐都御血谏”的故事。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话说宋太祖一天用弹弓打鸟，侍役史张霭进前汇报工作，宋太祖嫌他扫了自己的兴，说：屁大的小事，不会等朕打完鸟再说？张霭“一根筋”，当着诸多重臣竟然说：“臣以为再小的国事，也比皇上打鸟要紧”。这下可挠了龙颈下的逆鳞，太祖大怒，一斧柄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张霭捡起门牙揣在怀里，宋太祖说，你想以此为证，告我的状吗？张霭口吐血水说：“我上哪去告陛下呀，但自有史官将此事写进史书”。老赵比老朱机灵，感觉这会有损自己光辉形象，又是说好话，又是送金银。但此事还是流传下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史官客观记录官员的是非曲直也许是古代的一种监督机制。司马迁就恪守史官的“职业道德”，尽管被汉武帝阉割，但仍不失男人骨气，于《史记》中为汉武帝写下了49个自然段的的文字，而其中涉及神鬼详瑞的19段，涉及封禅祭礼的12段，两者相加31段，字数超过全文的五分之四。真实、客观地“砢碜”了一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怪不得《三国演义》中的山西祁县人王允非要杀河南杞县人蔡邕，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一支秃笔竟如此威风，史官真是不得了。

“史官”成为历史了，“史官”又没有成为历史。怎么讲？话说唐太宗问褚遂良：“我有不良之事，你也要记录在案吗？”禇遂良说：“记录您的言行是我的本职，必定要记。”一旁的另一位大臣荆州人刘洎进一步上言：“即便禇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也必定要记”。千秋无信史，因为那是官方语言。千秋有信史，此史在老百姓中。自古官方、民间对史的评价就有分歧。东汉“党锢之祸”最有说明力：当时政府强加给郭泰、李膺、范滂等人许多罪名，抄家问斩。而民间却把这些“党人”分别称为“三君”、“八俊”、“八顾”等。君者，一世之所宗；俊者，人中之英；顾者，以德引道之人……这种评价，无疑证明了老百姓在心中已把他们加冕为英雄。这种评价的分歧今天还有：去年湖南一位官员死在高尔夫球场，官方认定是“烈士”，民间则与此说大相径庭，吵吵了好一阵子。说来也是，谁让你不死在抗洪战场？谁让你不死在防“非典”一线？偏偏死在高尔夫球场！这可真是“黄泥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难怪有哥们儿写挽联调侃：“轻车裘马、绿茵白丸，此物谁知竟索命；政绩官声、红顶黑账，斯事从来在民心”。“正史溢美，野史有诬”，看来只有民心对历史的评价有准头。想到陆游一首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人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蔡中郎”指蔡邕。此诗内涵在于点明人一旦从历史舞台上淡出，不仅失去了支配自己的能力，而且会被后人说短道长。不过一般的讲，路是自己走过的，脚上的泡是自己走路磨的，长短已有定数。如果你连买两个烧饼也要开发票报销，老百姓肯定要打着哈哈“满村听说某中郎”了。谁也别不份儿，这也是历史。